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然而，近年来经济增速开始逐渐放缓，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在此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提出，旨在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和投资驱动，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形势逐渐恶化，传统的动能难以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在长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动能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尤其是那种可以提高所有生产环节效率的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例如，前两次工业依靠蒸汽机和电力，实现了全球经济的飞跃式发展。而如今，信息技术扮演着类似的角色，特别是“互联网+”这类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以其为依托的数字经济，正在引领全球的经济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需要培育数字经济这类新动能。作为新动能，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因此，阐释数字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度量，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的意义重大。
从网络平台约车，到在线订餐，这样的场景在10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现如今，人们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能轻松搞定衣食住行，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信息技术革新带来的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1994年，美国人Don Tapscott出版了一本题为《数字经济》的书，其中描述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对商业行为的影响、对产品与服务被创造以及销售的方式的影响。在此之后，学界、和国际组织也对数字经济做出过相应的阐释。
结合既有的观点，可以将数字经济定义为：由信息技术革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其包括内涵和外延两个部分：从内涵上来看，电信、计算机、通信设备等信息技术相关的行业本身就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而从外延上来看，由信息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新商业模式，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所获得的更多效用，都属于数字经济。例如，网络约车、无人驾驶、工业生产中物联网的作用这些行业可能本身并不直接隶属于信息技术相关行业，但它们的兴起却实实在在地产生于数字经济的土壤中，这部分经济，被称为数字经济的外延。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角度，中国供给侧结构性都需要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作为新动能，不仅能直接驱动经济发展，还能创造出新业态、新模式，并以此来传统动能。
数字经济的定义虽然清晰，但在实际操作中，其边界却是模糊的。如何度量数字经济发展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传统度量数字经济的方法存在如下缺陷：首先，使用的指标绝大多数来自事后观察，难以为实际政策操作提供依据;其次，这些指标几乎都是排序指标，难以清晰地展现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最后，这些指标往往使用更新频率较慢、粒度较粗的国家年度数据进行指数构建，缺少对大数据的利用，在广度和频率上都略显不足。
由财新数联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DEI)，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重新设计了数字经济的度量方式，使用了全样本大数据，不仅能够合理度量由信息技术革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且有着政策指导意义。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主要由数字经济产业指数、数字经济融合指数、数字经济溢出指数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指数这4部分构成。
数字经济产业指数表示大数据产业、互联网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这些信息技术相关行业本身的发展状况。例如，拥有计算、存储、网络等完整新IT基础架构提供能力，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与物联网等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企业能够推动当地信息技术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致力于成为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导者的新华三集团，便是这样一家企业，随着新华三集团以及它在全国各地的分公司自身业务的蓬勃发展，可以提高当地的数字经济产业指数，代表着数字经济新动能自身的壮大。
数字经济融合指数代表数字经济与工业、商贸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传统行业的融合状况。例如，紫光云引擎公司引入专业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打造紫光工业互联网平台UNIPower，建设了苏州工业云，助推苏州万家企业上云和智能化，为工业企业提供协同制造、服务性制造、 C2M等创新能力，使其成为助力中国制造2025推进的创新组织。为挖掘多年积累的大量病例数据的宝贵价值，构建“数字智慧医疗”研究与服务，河南省人民医院定制了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实现病例秒级定位，电子病历结构化，创建疾病数据仓库与疾病模型，并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研究，确诊率提升至90%，不仅便利了医院信息中心的工作以及临床医生的学习研究，同时促进了医疗大数据健康生态系统的构建。以上案例都是数字经济新动能对旧动能的升级，它们都能够提高当地的数字经济融合指数。
数字经济溢出指数表示数字经济对传统行业的溢出效应大小。以油气行业为例，据估计，2016至2025年间，数字化战略有望为整个油气行业带来1.58万亿美元的新增价值，越来越多的油气行业巨头在市场供需变动的驱动下将变革关注点投向了数字化转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一马当先，打造了一个覆盖全球化布局的海油云管理平台，不仅解决了200多家下属企业的一体化云管理需求，更为集团节约了超过30%的成本，业务上线周期也从数月缩短到数天乃至数小时。其以提高数字经济利用率的方式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的做法是数字经济新动能对旧动能的拉动效应较大的典范，能够提高当地的数字经济溢出指数。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指数代表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整个实体经济的撬动能力，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新动能带动经济增长的效率。假设A和B两个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融合、溢出指数相同，但A地区的数据资源管理体系、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生活应用普及程度高于B地区，那么不难想象，A地区的数字经济利用能力将远好于B地区，此时同样的数字经济，在A地驱动的经济增长也会大于B地。
“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经济指数从2016年1月的100上升到2018年7月的363，增长了363%(图1)。这表明，近年来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蓬勃发展，供给侧结构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带来的。如图2所示，得益于《“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数字经济产业指数从2016年1月的100上升到2018年7月的314。而在数字经济融合、溢出和基础设施方面，还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以更好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进一步地，从省级数字经济指数的绝对值来看，2018年7月，我国数字经济指数前5的省份分别是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图3)。得益于良好的基础设施、企业基础和政策引导，东部发达省份是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者。
过去四十年，地方间的P锦标赛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在“新常态”下，传统产业的P竞争已面临瓶颈，此时地方间的经济发展竞争的重心逐渐转向新动能的竞争，在新动能的竞争中，数字经济锦标赛愈发重要。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2017年，中国各省份之间的数字经济锦标赛非常激烈，数字经济指数绝对值越小的省份，其数字经济指数的增长率越高。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省份对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省份有赶超趋势，未来几年供给侧结构性的可期。
可以展望的是，未来，以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为依托的数字经济新形态，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性的中坚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致力于在信息技术的底层领域深耕并能向其他产业扩散的巨头企业，将会在结构性中起到关键的引领作用，以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为代表的新动能企业，率先发力，不仅在ICT架构和云平台与云服务这些基础通用技术上深耕多年，如今也不断向大数据、物联网以及综合性全栈式云平台等方向发展，尤其是为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等传统企业提供的整体性数字化解决方案，极大提升了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效率，引领着中国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
梦见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