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之一，佛教文化是杭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曾经高僧云集，兴盛，在南宋时期，杭州（时称临安）不仅是东亚佛教文化中心，也是东亚佛教文化的重要输出地，更是海外佛教祖庭的重要源出地，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素有“东南”之美誉。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经为杭州佛教题词“洛阳白马，钱塘赤乌。”
佛教于东汉时期经古丝绸之传入我国内地，自建立中国第一座白马寺之后的数百年里，佛教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五代两宋时期达到一个高峰。此时，佛教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以江南地区的佛教最为显著。
杭州佛教，始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西印度僧人慧理来华游方，进入浙江境地后，在杭州结庵，陆续兴建灵隐、灵鹫、灵峰、灵顺、灵山等五座道场，由此了杭州佛教延绵数千年的活动。
一般认为，中国佛教在五代末至宋初，由盛转衰，但随着吴越王钱泓俶归降宋朝，一方面使吴越国境内免遭战乱的，另一方面也因为北宋前期历代帝王，对佛教采取了和支持政策，如在建隆六年（公元960年）时，雕刻大藏经，派遣150多人前往印度取经求法等，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吴越佛教的发展。杭州地处吴越，杭州佛教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保持着较为兴盛的状态，林立，恰如苏轼所称：“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每日参拜一寺，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访遍杭城的所有。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后，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也随即来到了杭州，杭州佛教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南宋杭州佛教的繁盛与当时的朝廷偏安于东南一隅有着紧密的关系。南宋历代帝王崇教，如孝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政策，光以后，史弥远、贾似道等“皇储国统”把持，优容佛教。因此，佛教在朝廷的大力扶持下，不惜重金，大兴土木，扩建寺观古刹。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已增加到了484所。高斯得在《耻堂存稿》中也有记录：“竺乾之宫鳞萃穊布,不可称数也”。此时，杭州城的数量已占了全国总数的17.82%，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看，在全国范围内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江南佛都”之美称。
南宋嘉定年间，“五山十刹”制度的建立分别将佛教评为禅寺、教寺和律寺。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记载：“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以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竺寺、下天竺寺……为教院五山；钱唐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为教院十刹。”五山十刹的30多所皆位于江南，其中仅杭州就占了五山三席，且杭州的径山寺居于五山之首。另外十刹中，杭州中天竺、竺、昭庆寺分别被评为禅院“十刹”之首、教寺“五山”之首和律寺之首。与佛教兴盛的南方相比，北方佛教在遭受会昌灭佛后，遭到严重和性打击，大量僧尼还俗，大量田产被。杭州佛教在全国佛教的中心地位从此也获得确立。
自隋唐以来，佛教派纷立，义理达到巅峰，具有中国特色的八大派逐渐形成，佛教的中国化渐趋成熟。禅、、华严、天台、律、三唯识、论、密等都曾在杭州流行，尤其以禅最为盛名，远播海外，对杭州佛教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杭州佛教发展到宋代，形成了所谓“江东佛教风格”，主要是禅、和天台的结合。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未有加於此者也。为僧之派有三：曰禅，曰教，曰律，今之讲寺即宋之教寺也。”
禅兴起于唐代,但真正达到鼎盛则是在两宋时期，唐代至南宋，禅的发展经历了六祖慧能大师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顿悟，又经南岳怀让、清原行思两系的发展，形成了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沩仰到了五代已不再流传，入宋后法眼也不再兴盛，云门在南宋时逐渐衰落，而临济和曹洞成了宋代的禅主流，临济经发展分化为黄龙派与杨岐派，南宋时杨岐派成为临济的正统。曹洞在南宋时得以复兴，影响力仅次于临济，此时禅形成了“临天下、曹一角”的格局。
杨岐派由杨岐方会创立，该派高僧辈出，人才济济，时称“三佛”的圆悟克勤、佛鉴慧勤和佛眼清远令杨岐派进入全盛时期。特别是圆悟克勤的——大慧杲住持杭州径山首创“看话禅”，独创大慧派，名声显赫，影响深远，后人称其为“划时代的禅匠”。另外，杨岐派下的虎丘派在虎丘绍隆的开创下，经应庵昙华到密庵咸杰的发展，人才辈出，松源崇岳禅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日本僧人也远渡重洋来杭州参学求法，禅门盛风波及日、韩等国。
南宋时的杭州也是、天台、律、华严的重地。省常大师于宋太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在杭州昭庆寺组织的净行社，形成了禅净并修的发展方向。律在宋代的道宣律师传承下，中心移到了杭州，并建戒坛于杭州昭庆寺，对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华严在宋代的杭州也有一定影响力，在南宋师会和希迪的大力下，呈现出很好的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