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到2005年间，作为哈佛教授的格利高里曼昆，在布什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兼高级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经历让他体会到，美国中家们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观念有多么普遍而强烈，而这对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会有怎样现实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经济联盟2006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曼昆讲道：“如果你试图向一名认为出口可以创造就业而进口减少了美国人就业机会的重商主义者解释这一事实（即进口因其可以扩大我们的消费选择故是有益的，而出口是我们为实现进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所能得到的最好回应就是一个礼貌而显屈尊的微笑，以显示出对方认为你是多么的幼稚；而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表现得和被。而如果你身为一名公务员，他甚至将要求你辞职。”
曼昆断言：“两个多世纪前亚当斯密就表示反对，并在其后得到经济学业内一贯抵制的重商主义，现在却仍（在）存在着。”这种重商主义的体现之一，是2005年年中时，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要求在中国实现汇率重估之前，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27.5%的关税。
事实上，压力往往常无情的，以致拥有一支包括约翰（John Snow）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内的明星经济顾问团的白宫，在当年12月就列出对中国纺织品实行配额的清单，作为总统的“经济增长议程”中的成就之一。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曼昆相信贸易对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中贸易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曼昆于2003年10月30日在白宫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官员面前针对“中国贸易和美国制造业就业”这一上十分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证词。在一篇长达十页的陈述中，曼昆从学术角度对数据详细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含蓄地否定了美国家们对中国偷走美国就业的。
首先，曼昆断言，与中国进行贸易正如与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贸易一样，对于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指出，尽管近年来中美已成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国却比美国表现得更加。这是由中国的进口占其P的比重来衡量的（中国为25%，而美国仅为大约10%）。
其次，他提出，对于美国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应该将其放入特定背景下来看，这才是学术的思维方式。他通过一批复杂的数据，分别归纳出如下事实。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与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逆差发生急剧增长，甚至比美中贸易逆差增长更为迅速，这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量中中国所占部分缩减了近乎20%；
其实是美国的出口尤其是制造业出口的减少，而非进口的增加，才是近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原因。事实上，美国应该感谢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这使美国对华出口自2000年起快速增长，而同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却在下降。
由于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产品形成直接竞争，故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他国家进口的替代，而非单纯地增加美国进口总量。
最后，曼昆无法回避对于美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就业做出解释，因为就业是家们最关注的方面。他将美国制造部门中就业的下降首先归结于近期商业周期的低迷，其次是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才是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
曼昆指出，这场经济低迷较之前次尤其不同的特征在于，这次低迷是由商业投资和出口的减少导致的，而以前多是源自家庭消费的下降和住房市场的疲软。他更进一步将商业投资的减少归因于高科技泡沫的终结和一系列企业管理丑闻，这些因素尤其降低了资本商品（capital goods）生产方面的投资。“这直接关系到资本商品出口量的降低，从而解释了2000年出口的整体下降。”曼昆说。
“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影响制造业就业的众多因素之一，”在那份陈述中，曼昆客观地总结道，“较之于进口竞争，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与国内投资减少和出口减弱的关系更为紧密。”他进而考察了自2000年7月以来制造业工作流失最显著的五大类出口导向型工业，对于这些类型的工业，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很小的。
认识到美国进口确实对美国生产同质化的企业造成了压力，曼昆对总统旨在帮助被转移工人的贸易调整补助政策进行了说明。这些政策包括职业咨询、培训、培训期间的收入支援、求职援助以及再就业补助。
曼昆一方面呼吁中国充分执行其WTO义务，继续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尤其加强知识产权的力度；一方面，他最后也重申了贸易的立场：“贸易增长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贸易是件双赢的事，它可使美国及其所有贸易伙伴共同受益。对于贸易双边国的消费者，更多的贸易往来意味着更多选择和更低廉的价格；而对于双方的生产企业来说，则是更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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