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183期实录 张维迎等 转型社会与当代知识[查看全文]
高全喜：转型社会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知识？
高全喜：古往今来社会总是在变革、演进中，中国社会经过3000年变化处在现在当口，朝哪里变，每个人基于不同角度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像大家一样会关注经济问题、价格问题、就业问题，这是社会的一般现象，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加关注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使这个社会转变的价值思想基础是什么，如果这个东西搞不清楚，转型是否为可遇的，将来会否转到阴沟里还是艳阳大道不好说。所以有人经常说学术观念、思想很单薄，钱很重要、经济很重要，我认为这只是一方面。记得苏联有最主要的一本书《思想的力量》，谈中欧转型的科尔奈，他前段时间在港台出了一本书，就是观念的力量、的力量。这种东西放在历史的大周期来看，观念的力量和力量是社会演变的根本动力。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世界，人的生活区别于动物的生活，核心在于人有观念、、灵魂，这种对观念的、的、思想的关注，我看得比较重。放在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这些年我比较关注的是百年中国变革，中国从一个传统王朝社会到一个现代社会的演变，我几次以及书本所关注的不像秋风关注“三代之治”，我关注的是古今之变的转折，中国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我们最关注的是制度转型，制度转型我要追问的是内在是什么。中国近百年一直处在转型中，近百年中国转型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这值得关注，如果此问题不清楚就很难找到我们转到哪里去、期望转到哪里去。
秋风：中国要完成一个现代转型，需要有一群现代的君子或者现代的绅士
秋风：“转型社会与当代知识”。转型已经转了170年，三前年未有之变局，“变”就是转型，先贤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所处的时代特征与自己的。如果我们简单回归一下这一百多年的回顾转型，虽然用了“转型”这个词，但转型的方式与心态、结果有非常大的不同。比如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也就是清末民初，那时候中国社会的变化跟高全喜教授一直向往的英国变化有很大相似之处，所以高全喜去年有一本畅销书《立宪时刻》，把之建立类比于英国式的光荣，这个说法有道理。为什么有那场“光荣”？因为那场的发动者是绅士，当然不是苏格兰、英格兰的绅士，而是的士大夫、绅士、的君子。他们虽然处在不同，有的在皇室，比如张謇，他是民间企业家；有的是大臣，比如袁世凯；还有者，比如武汉的者，他们有一个共同价值的共识，虽然站的不同，而且利益上有非常大的差异甚至冲突，但他们最后仍然能够达成光荣的协议。高教授去年那本书深刻了中国式古典的重要特征：。为什么会？因为有着共同价值的绅士群体。在那之后，也就是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基本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因为有新文化运动，有很多原因，比如我们看到的是清末新政中所采取的措施导致后来中国非常剧烈的一次断裂：士大夫群体的消失或者君子群体的断裂。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废书院，建立学堂，包括废科举、废除读经，把一系列原来的养成君子、士大夫机制完全摧毁，代之而起的是现代教育体系，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残缺的现代教育体系。
张维迎：经济学家真正关心的是人类怎么能够更好的合作？
张维迎：如果是的，会谋，官员是的人，会，就会有一种新的体制，凡是制度的国家都是最早承认国王是的、国王是的人，承认官员是一个谋的人，比如英国最早以什么样的与法律约束官员、国王不干坏事。我的意思是，不能假定他是大公的，这会导致人类的灾难包括人为的。另外很多人，亚当·斯密在人的基础上证明市场的有效性，凡是相信亚当·斯密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水准比较高，合作比较高。反对亚当·斯密跟他的国家，比较，行为上比较。现在很多宣传家完全看错了，两千多年都假定是大公的，经济学才不过200多年历史都变坏了，这说不过去，这点非常重要，我为经济学做一点。最后，很多人经济学效力、资源配置有经济上的责任，我认为经济学有一个问题，即人如何合作。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囚徒困境，每个人为自己好，最后对大家都不好。经济上研究，人怎么变得逃离囚徒困境，怎么变得合作，我们需要产权制度、市场、、以及其它文化、社会、、规范等，所有东西都是怎么逃出囚徒困境，这也是经济学家真正应该研究的东西。当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这样认为，已经认识到重新看亚当·斯密我相信大家会同意我的观点，经济学家真正关心的是人类怎么能够更好的合作。
王焱：转型社会中亟需做一些理论准备
王焱：知识的理论素质对国家现代化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知识的作用估计过高了，出现像法国大时代，比如大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当成圣经，率先实现平等。但平等有多种，有平等，这是法国知识赞成的；但还有普遍下的平等，即中国古代时期的平等，秦始皇开创的秦汉模式，所以在70年代说“百代犹行秦政制”，不认为他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只不过是秦始皇开创模式的延续。有时候把平等放在过高的上，结果落得“要过高的平等就是要过高的，结果并不理想，而且要很大的代价最终才能摆脱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把知识的作用估计得过低，在英国很少听见知识在社会中有多么大的，和社会没有密切的关系，过低情况下变成反制主义，进而变成不讲道理、民粹主义、。在转型社会里知识的作用是不可低估不可高估，放在对的，他们所发明的建构理论形成模型，放在社会处在结构的演化点上，这种模型会起到铁道扳道工的作用：不至于大方向走错。时代比较，对知识的要求也很，要充分应对时代的语境，时代语境是经济社会文化是联动的，有相互关联性，同样面对着古今之变的大语境，单独的狭窄专业很难充分回应这样的挑战。
刘东：我们的学术生态接近全面崩盘，做学问最基本的目的没有了
刘东：现在的知识和转型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80年代那么好了，这是其中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原子化很厉害，社会外面污染得不得了：道是拥挤的、城市是难看的、光污染、声污染，但每家把自己家装修得像个宾馆，这很像现代社会的象征，现代社会就是这样，其实你的窗户挡不住外面的毒气。如果每个人没有公共空间，那每个特别容易受。现在“生态”这个词早被我们拿出来用，更想说的是曾经有过一个比较良性的、可以传承的、属于百代可知的治学，可这个每况愈下被污染掉、损害掉，“我椎心泣血”。甚至这么说，我先从社科院调到北大，教了10年后调到，在北大十年可以看出我前面的学生和后面的学生比，前面好一点，每一年往下降。这本书考虑了我方方面面对于中国学术生态的，今天我对《新京报》发了一个采访我的报道：我们的学术生态接近全面崩盘，而崩盘里最重要的一条是做学问的目的没有了，过去最基本的目的没有了。这个样子和我刚才说的情况一样，中国学术生态是整个中国社会恶化的表征，既然是一篓子螃蟹，就得有一个螃蟹，所以我当这个螃蟹，站出来，这里面有我在社科院社科院的文章，有在北大时北大的文章，有在时思考国学院的文章。知识有一个积习：反思，死也死得明白，知道我这个单位是怎样的事情。反过来有人说又研究这个干什么？因为我本身的专业是美学，比较文学，大家也知道国际汉学，我又弄哲学，现在又弄教育学。知识要把周围的事情想清楚，如果整个社会需要北大、的教授和学生去，连自己身边不认清什么？那我们就是一批废物。[查看全文]
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囚徒困境，每个人为自己好，最后对大家都不好。人怎么逃离囚徒困境，怎么变得合作，我们需要产权制度、市场、、以及其它文化、社会、、规范等。张维迎